徐元邦:86岁写书记录八十余年北京生活|逝者|长居日下八十年_ 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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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徐元邦:86岁写书记录八十余年北京生活|逝者

  徐元邦,1930年9月生于北京。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,1956年毕业后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(后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)工作。1980年参与创办《考古学集刊》,任责任编辑、编辑室副主任、编审。曾为国内多地考古发掘报告或论文集作特约编审。(由徐元邦先生家人供图)

  撰稿|张芃

  今早突然接到徐倩老师的信息,得知徐元邦老师于5月3日逝世了,脑海里回忆起跟徐元邦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,顿时感到悲痛无以复加。

  徐老师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,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第一届学生,1956年毕业后即分配到社科院考古所工作,从研究实习员,到助理编辑,再到编辑、副编审、编审,一生一事,直到他去世前还一直都在从事编辑出版工作。

  青年时期的徐元邦(右)和北大同学在周口店,照片来自《长居日下八十年》内页。

  我于16年毕业后到出版社参加工作,刚到社里没多久,夏艳社长就带着我去拜访了徐老师,说是徐老师手里有一批汉简照片,想让我们看看能否出版。由于我是古文字专业的,所以夏社长想让我负责这件事。单位离徐老师家很近,步行也就二十分钟左右,此后将近3年的时间,通往徐老师家路上风景的四季轮转,也见证了我们为这些稿子所做的努力。

  刚开始去徐老师家的几次,我们都是讨论的汉简。这批照片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东西,徐老师当时在考古所整理了几个月,之后项目被叫停,照片就封箱了。我年纪轻,又没有什么工作经验,看到这批非常模糊的照片,觉得出版的意义不大,因为现在都讲究用高清彩色照片。加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陆续续也出版了一些汉简,跟这批照片有重复的内容,就不太想继续做这部书稿。在跟夏社长汇报情况后,她指出,现在如果想从国外再拍文物的照片,是非常困难的,这批照片如果有没有公布过的内容,价值是非常大的。因此,这个项目继续跟进,我跟徐老师的接触也增加了。

  徐老师有订阅报纸的习惯,每当在报纸上看到跟汉简相关的内容,就把那部分折出来,用笔圈好,攒了一些之后就叫我过去,让我留作参考。每次去徐老师家都会待上几个小时,讨论汉简,再听徐老师讲故事,讲他家以前住在朝内小街,讲京剧,讲老同学,讲他以前学过日语。徐老师有些耳背,我声音又比较小,每次我去的时候徐老师都要专门找出助听器戴上。平时则不戴,因为助听器戴着总归是不大舒服。

  后来我在王子奇老师的帮助下,有机会去考古所的图书馆借阅了《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》这本书,看到书里还夹有卡片,就是当年徐老师在整理这批材料时夹在书里的。几十年过去了,书里还留存着徐老师为这批东西付出的心血,可惜当年的整理材料几乎遗失殆尽,只剩下汉简的照片了。

  徐老师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,见证了北京多年的发展变化,既是一个北京人,又是一个考古人,所以写作视角比较独特。徐老师在报纸上发表过多篇关于北京的文章,加之我们社也非常关注关于北京的选题,因此就想把徐老师已经发表过的文章结集,出一本书。徐老师年纪大了腿脚不好,听说了我们的请求后,捡出发表过的文章,用牛皮信封装着,一摞摞,交给了我们。文章的类型比较多,经过初步整理,里面关于北京的文章不够撑起一本书。本以为这个选题可能就此夭折了,没想到在跟徐老师说了这个情况之后,徐老师说他可以再写,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这本书——《长居日下八十年》。

  《长居日下八十年》,徐元邦著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9年12月。

  徐老师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86岁了,老人都是社会的财富,他们有太多的可以传承的知识。我们一方面希望徐老师的这些思想和记忆都可以付诸笔端,永远的保存下来;一方面又担心徐老师身体吃不消,怕他太辛苦。在经过几次问询之后,徐老师表示每天都很开心,觉得生活非常充实,我们也就安心了。

  刚开始写的时候,突然要回忆几十年前的事情,徐老师有些无从下手。后来我们找了一些关于老北京的风俗画,徐老师的记忆就打开了闸口,每天都有很多想写的事情。有时徐老师给我打电话,跟我说今天写了很多字,他很开心,我听了也特别高兴。我跟徐老师相处的时间不长,只有短短的三年多时间,但徐老师一直非常照顾我,也十分的有正义感,热心。徐老师居住的小区有一次电梯坏了,物业迟迟未给修缮,他就在电梯上贴了一张纸,大意是督促尽早修理电梯,等我去拜访时特别骄傲地跟我说:电梯上贴的字,我写的!徐老师也经常对我说,要我在他的书出版的时候,挂上主编的名字,因为他觉得编辑做了特别多的工作。徐老师做了一辈子“为他人作嫁衣”的事,其中的甘苦,想必也是深有体会。

  《长居日下八十年》内页

  稿件终于陆陆续续完成了,当时徐老师和我本来还打算为一些特色的文章配上插图,但是身边没有既懂画画又见过老物件的人,所以这个计划最终搁浅了。徐老师经常提起赵珩老师所写的关于北京的书,他说赵老师的生活跟他的生活不太一样,他所经历的北京,是更加市井的。看过两位老师的书后,也会对这些话有更加深刻地体会。

  赵珩先生所作《写在<长居日下八十年>出版之前》。

  2019年春节之前,我跟着夏社长去给徐老师拜年,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徐老师。这时徐老师的稿子已经都写完了,但是由于我手里负责的项目较多,一时理不清头绪,稿子就一直在我手里耽搁着。等我开始编辑加工的时候,徐老师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,甚至都无法接待我,商讨稿子的相关事宜了。我心里很难过,稿子有看不懂的地方,只能都圈出来,和同事按照徐老师写的地名,去一点点找,尽量理解徐老师文中的意思。2020年春节之前,《长居日下八十年》终于赶在印厂放假之前,加急装订出了10本样书,先寄送到了徐老师手里,徐老师收到书后很是高兴。

  今晨突然得知徐老师去世的噩耗,一天下来我的心情都无法平复。就像徐老师在后记中写的:“做人也是一生的事业。”徐老师教给我的东西,我会一直记得。

  愿徐老师一路走好。

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于2020年5月7日

  作者|张芃

  编辑|罗东

  校对|李世辉